心理咨询中的婚姻与家庭——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困境

有时候，我其实挺为那些做关系修复的咨询师们感到沉重的。

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情感咨询师，可以说是在以一己之力，抗着一个时代的重量。他们所面对的挫败感，他们所面对的无力感，相较于做个人修复方向的咨询而言，简直是扛着沙袋跑马拉松。

说到底到了这个时代，现代婚姻制度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困局。

中国一直到老蒋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的结构主体，依然是家族——这是一个家族本位社会。

到了新中国的时候，整个社会结构以城市为核心，开始进入到家庭本位社会。

“孩子—父亲—父神”简化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稳定性，提高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帮助这个国家，从分崩离析，各大利益集团斗争纷乱，一盘散沙的局面中走出来，重新成为了一个有主心骨的民族和国家，并且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而那个时候的婚姻结构，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大家一穷二白了也就没那么多可以功利计较的地方，夫妻分工明确，革命家庭总是有着一个“大父神”在指导着未来，所以也有着共同信念。

日子虽然艰苦，但是生活确实朴素而饱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婚姻结构，就是理想下父权社会的小家庭结构——共同的目标，明确的责任，合作与分工，以及坚守一生的信念。

所以，网上也有人如此怀念那个时代——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但是很冷酷的事实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是主导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而这不是我们的意愿，文化，道德，习俗所能够约束的。至少我是更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法的。文化性的变迁往往背后都是资源流动的移位。

只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的减缓，另一方面是人均GDP的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逐步正在进入到个体本位社会了。

这里我认为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政策变化的，那就是非婚生子政策改变。新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这里主要是上户口，入籍等等原本各种障碍被扫清了。

这意味着，孩子的责任不再完全交给理想家庭模型了。虽然，现在的过渡期，单身母亲生孩子依然压力会很重。但是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福利，都开始倾向于儿童福利的保障，这必然会是一种趋势。

因为孩子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未来，也意味着这个社会除了根本的部分，例如民族存亡或者国家安危以外，面向发展性的最重要的责任。

而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本位，或者说最小单位是什么，就看政府与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孩子的大部分的责任承担人是谁？——从一开始的，家族来承担核心责任，到逐渐是家庭来承担核心责任，到之后，也许就由社会来承担核心责任。

智人30万年、整个人类种群300万年的历史中，基本都是杂交繁衍的。这和很多后宫制动物的繁衍方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类这个物种，原本是不进行性垄断的。（这与后宫制繁衍的大猩猩完全不同，一个雄性占据多个雌性，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而开始出现族婚制在3万年前左右，大的部落会有一些断代的婚族制度，就是跨辈分不允许交配，主要是防止乱伦交配后生育畸形的情况。再后来差不多一万年前开始逐渐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就逐渐出现了跨族婚配的一些制度，而在一些游牧民族已经出现了早期父系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婚配制度。

一方面这意味着“父亲”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物种的本能，而是一个“意外”——人类经历了没有父亲的上百万年，直到6000年前，才正式的有了“父亲”。而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也从未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角色，而是随着关系结构在不断的变迁着有关于“父亲”的内涵，特别是有关于从“父亲”延伸向“丈夫”的那部分。

一对青春期懵懵懂懂刚刚陷入爱情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所呈现的对对方的占有欲。和一对5，6年的夫妻，他们身上所呈现的对婚姻关系中彼此忠诚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基于激素分泌，通过身体各种数值的变化，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本能。因为同样在于人类最近的近亲黑猩猩身上，也有明显的表达——刚刚陷入恋爱的猩猩，也会为了爱情而决斗，为了爱情而要死要活。

但婚姻是一种文化-心理机制。一对夫妻对彼此忠诚的要求，并不是来自于身体和本能的，更多的来自于一种文化性的要求。这也许很复杂，有自尊上的需求，有他者的凝视等等。它更为复杂，也更为精巧，它是一个社会压缩到最小单位里的基本设定。

简单的说，长期男女关系的混乱，偷情，或性侵占（例如著名的初夜权）同样也是普遍化的。在中世纪时期，贵族的良好素养中就有一条，即丈夫如果撞见妻子正在偷情时，应当得体的退出来，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在当时是被视为一个贵族应当有的涵养。

所以这里所体现的是东西方最大的差别在于，西方相对而言更注重的是头衔的传承，而东方更注重的是血脉的传承。如果伯爵的儿子不是亲生的，但是他能够顺利带着自己的姓氏传承伯爵的头衔，那就问题不大。就好像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是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而后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同样也是个法国人一样。

所以，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有性开放的土壤，而东方人是没有的。西方人有的是“性罪感”，东方人有的是“性耻感”。

而自工业革命开始，一点点进入到现代化进程后，基于资本主义阶级对旧有贵族阶层的反抗，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更倾向于“市民阶层”，那些有资产但又不是什么大贵族的阶层。

他们不希望国王或是贵族把手伸太长，来染指自己的妻子，他们也没有什么头衔需要传承，他们只是有几间房子，有个面包磨坊或是什么信贷机构，但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私有土地的普通人。这甚至于农场主们的诉求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作为在城市中的阶级，同时又是离那些大贵族那么近的阶级，他们需要的是被有尊严的对待着，同时也需要确保自己的资产传承是安全的。

这既是阶级的反抗，同时也是一种对中世纪开始淫乱的普遍化的另一个方向的纠偏。而当现代化的进程自民国开始进入到我们这片土地上时，则更为复杂了。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基础在于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是没有这个文化土壤的。

一边是“他者”的裁决，一边是“自我”的原罪。他者的裁决得不到确认，而淫欲的原罪也得不到救赎。因为裁决的父亲早上个世纪就退位了——裁决迟迟不到。而可以救赎的神，也早就被赶下神坛了——没有人可以救赎。

这是一台在集体无意识深处悬置的戏剧冲突。

但是当一个社会开始迷失自己的理想目标时，首当其冲的，其实是一个个细小的分子化学键——一段段具体的关系。

这里的差异在于，婚姻对于现代人，是一个只关乎“当下且个人”的事情了。而婚姻之于过去的人们，是一个关乎“未来且很多人”的事情。

现代人的婚姻，看的是“此生”，看的是我的日子过的好不好，我的个人生活过的好不好，我的现在感受如何。这就是个体本位社会的基本理念。

前者的责任指向的个人，后者的责任指向的子孙后代。前者的婚姻是“合作者”，后者的婚姻是“家族代际传递的命中人”——我的个人命运是编织在家族的命运中的。

所以交代了一圈背景以后我们再回到心理咨询与关系调解上来。——我们调解的还是一个婚姻关系吗？我们是站在一个个人主义视角下在调解，还是站在一个家族视角下在调解？

即便我们多么渴望一段理想当中的婚姻，但是社会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车轮不断往前滚着。

旧的可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旧的有非常多符合我们审美和理想的东西。

在一个个体本位社会中，我们从坚守着一个脱离了基本文化土壤的关系设置这个视角出发看的话，它只是一种只剩空壳的文化惯性，这如何能长久？

这让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人类关系中真正的最小的结构性单位是什么？？

我以为其实是“母亲——孩子”，人类从二元关系的原始部落的时代，借由父亲的出现，进入到三元关系的文明发展的时代。

父亲的答案是“创造第四元”，而母亲的答案是“回到自然”。

而就人类自身来看——“元”叙事早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人类还是否需要一个“父亲”？既然如此，我们是否需要回到那个自然原点上，让时间停下，停在此生与此时的永恒中？如同数万年前人类静止的部落生活一样？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谁也没有答案。只是人类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也渐渐撕裂为两半。我们个人亲密关系的经营只是具体问题，但是婚姻结构背后，却蕴含了一个人类的终极问题。

但是我想，那些不愿意再结婚的年轻人们，一定会找到下一个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模型。一代又一代，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